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办公室“一带一路”项目主任苗红：西学东渐

苗红：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办公室“一带一路”项目主任，负责绿色“一带一路”项目开发、实施及管理工作。

与繁华拥堵的东二环不同，北京东直门地铁站的西北角有个安静低调的小公园——南馆公园，这是北京市内第一座用中水造景的生态水景园。2010年11月，按照东城区“建设低碳城区，实现绿色发展”的行动计划，南馆公园又被改建成了南馆低碳生活示范园。

从园内铺设的可用来收集雨水的透水地砖，到应用太阳能发电系统提供照明供电，再到利用木塑技术制作的低碳座椅等，园内的三十多项高新低碳技术让这个“不起眼”的小公园在十年前就成为了北京市节能环保宣传展示基地。

在距南馆低碳生活示范园不足两公里的地方，就是苗红的工作地点，这也是2008年世界资源研究所在美国总部以外的全球首个海外办公室。作为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办公室原能源项目主任，近期苗红担任该所新成立的“一带一路”项目主任，并带领她的团队将视野从国内的能源转型，扩展到国际合作项目中的可持续发展上。虽说“一带一路”是苗红的新研究方向，但“可再生能源和能效”依旧是她心心念念的话题。

“24小时在线”

苗红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忙！

此次的采访几经商榷，才在她团队协调员的安排下挤出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看出，疫情虽然为全世界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苗红的工作状态却如常，甚至更忙了。

苗红坦言，这些天，她被各种视频、语音会议塞满，剩下的时间则是完成各种有关能源研究报告及“一带一路”项目文件。由于时差关系，苗红有时像是“24小时在线”一样。

“虽然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已经发展多年，也逐渐走入正轨，但我总觉得还能做得更好，所以我们总想推动更多清洁、高效的解决方案。因此，即使没有疫情我们的工作节奏也是这样的。”

近年来，随着全球环境污染等级频触红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环境与生态保护，并达成了“环境保护无国界”这一共识，节能和提高能效，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也被多个国家列为了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由此，多个致力于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国际间独立研究机构或NGO相继成立。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办公室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

“我们研究所在全球50多个国家都有分部，所以有时不同国家的工作人员一起开会，说不好几点开始、几点结束了。不过好在现在是全球互联化，打开电脑或手机就能视频，很方便。”苗红说道。

就像苗红所说，疫情的暴发虽然将人们“禁足”在家，但网络的发达又让相隔遥远的人们可以近在咫尺。

如果仅听声音，很难让人辨识出这位中气十足，语速偏快，且随时可以蹦出专业英文单词的女性是一位“60后”。

“是啊，还可以再干几年，然后就真的要回家了。”苗红笑着说道。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苗红言谈间透露着北京人的豪爽、幽默和“碎叨”，总喜欢在一句话的前后加一些垫话或语气词。鲁迅曾说老舍说话油滑，这评价似乎一杆子打击了所有的北京人。但其实，北京人正是借由这些“碎叨”的词句才显得格外朴实和“不见外”。

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见证并亲历了祖国的逐渐强大。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体现在每一个吃、穿、用上发生过巨变的中国家庭中。而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能源变革是根本，也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这一点，苗红深以为然，也在采访中多次提及。除此以外，“扎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以及能效领域20多年的苗红更是深知能源变革任务的艰巨。

“能效电厂”初试水

1980年以前，除水电外，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还局限在生物质发电上。直到1986年，马兰世纪新能源网场在山东荣成并网发电，我国才拉开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大幕。

而彼时，苗红还没有踏入可再生能源领域，她在当时的冶金部做中国钢铁行业的发展规划和研究工作。

“其实挺偶然的，我接触到了一个亚行的工业节能项目，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国际机构主导的项目。”

那时，亚洲开发银行要在中国开展一个关于工业节能的项目，对接该项目的是中国节能投资公司，它也是当时中国唯一一家以节能减排、环境保护为主业的央企投资公司。冶金对于苗红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领域，因此便被推荐参与其中。

“参与这个项目，对我冲击挺大，也学到了很多东西。那时，我发现国内和国外的项目规划是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苗红告诉记者，“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虽然已经改革开放多年，但部分产业还是沿用计划经济的模式，比如，一个项目投资多少是国家说了算。我们在做具体的项目规划时，也基本只关注投资了多少，收益率是多少。但亚行的专家们除了关注投入产出比，还关注项目对环境是否有影响，对周围的百姓生活是否有影响等，这种理念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多见的。”

就这样，苗红的视野开始兼具国际性。随后，通过自身过硬的专业素质，以及优秀的英语表达能力，苗红开始参与更多的国际机构主导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1997年，中国启动了当时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项目——可再生能源发展项目（REDP），由国家发改委（原国家经贸委）、全球环境基金、世界银行共同合作开发，旨在运用全球环境基金(GEF)的赠款和世界银行的贷款，支持中国建设具有商业化前景的并网大型风力发电场和促进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市场开发。

“很荣幸当时能参与到这样一个国际项目中，这个项目对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在推动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相关的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上提供了不少国际经验，在技术标准上可以获得国际上的支持。”

据苗红介绍，REDP项目不仅加快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在应用领域的产业化进程，开启了改善中国能源结构的历程，还开辟了中国边远地区脱贫致富的途径，解决了当时电网覆盖不到地区的农牧民用电问题。由于REDP项目的成功实施，中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又继续开发了可再生能源规模化项目（CRESP），作为世行聘请的专家，苗红更是直接参与了从项目的前期开发到项目生效并开始实施的关键过程。

还有一件让苗红自豪的事，就是2012年她亲自参与策划的亚行在河北省开展的节能减排项目。

一直以来，河北省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中国的第一座现代化煤井就出现在河北。此外河北省是钢铁大省，钢铁产量连续17年中国第一，并有着“世界钢铁看中国，中国钢铁看河北”之说。然而，工业高速发展的背后，是环境承压不断加大。近十年来，河北省一直位居污染最严重省份榜首。因此，“去产能，调结构”一直是河北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

恰逢当时，“能效电厂”作为一个创新的节能理念备受河北省政府和国家发改委的关注。那时在美国国际开发署担任生态亚洲清洁发展与气候项目中国主任、清洁能源融资网络（PFAN）中国主任的苗红，带领着PFAN中国团队，搭建起了河北省与亚洲开发银行的合作桥梁。

“当时，这个项目是为那些想开展节能项目的工业企业以及能源服务公司提供持续的融资支持和机制，鼓励大家多用可再生能源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河北省政府非常支持，希望借此能降低河北省的用能强度和碳排放量。”

就这样，在苗红及其团队的努力、协助下，河北省成功拿到了亚行1亿美元的贷款，以及全球环境基金345万元人民币的赠款，极大缓解了项目的融资难题，并为河北省的能效建设争取到了资金支持。

期待中国绿色能源的未来

4月10日，国家能源局就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提及《能源法》，苗红和圈内人一样满心期待。

“《能源法》公开征求意见可能是最近行业里最热的事了，大家都很兴奋。上一次的意见出台还是10多年前，这么久过去了，希望这次能源领域的根本大法可以真正落地。”

13年前，我国曾出台过一次《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但由于那时我国的能源转型还在探索阶段，各方就能源产品的根本属性、能源清洁化和低碳化，电改涉及的能源服务等问题难以达成一致，而此次《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对新能源发展的定位有了三大变化即，承认能源的商品属性；明确清洁化、低碳化、数字化的潮流以及强调能源的普遍服务。

“希望通过《能源法》，用法律的形式把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能源基本政策、理念、方针、制度固定下来。”苗红说，“这次的征求意见中，提到了47次‘可再生能源’，比上一版本多了20多次，这说明国家下定决心要花大力气把这件事做好。对于我们从业者也是莫大的鼓励。”

苗红坦言，可再生能源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太多的不易，作为亲历者，她就如同看着一个孩子在长大。

“疫情给中国及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还远未结束，中国政府提振经济措施的‘新基建’又是这些日子的热门话题。我最近的一篇博客，对电力行业低碳化进程中的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此涨彼消的势头，以及可再生能源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梳理。疫情后短期内很难扭转经济下行、火电开闸、可再生能源受挤压局面，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可再生能源的消纳问题。要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持续发展，《能源法》出台后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和制度安排尤为重要。必须突破可再生能源的消纳瓶颈。”

苗红提到在她的博客中的几点建议：第一，必须明确可再生能源消纳指标的法律地位，确保今年年底开始正式考核的可再生能源消纳指标有法可依，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和建设让市场发挥作用。第二，明确电网企业每年新增的可再生能源并网量最低下限和发电优先上网的次序，落实可再生能源弃风、弃光的经济补偿，为可再生能源发电构建友好的市场空间。第三，建立专门的绿色电力采购渠道，打造绿色电力消费市场，允许用户选择电力品种，鼓励更多的用电户使用绿色电力。

接下来，苗红将带领团队重点实施绿色“一带一路”项目，项目将关注绿色金融、可再生能源、绿色供应链和可持续城市发展，也将促进中国低碳与气候适应性投资，推动“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经验分享和合作对接。

苗红说她坚信一点，中国的能源转型更加低碳化的趋势不会改变，可再生能源发展未来可期。因为这不仅是在保护环境，更是保护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