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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能源司司长 刘鸿鹏
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潮中，中国世纪新能源网行业如何跨越障碍、占据主动？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能源司司长刘鸿鹏在接受《风能》采访时给出了他的独到见解，同时针对解决农村能源需求、提高电气化水平、利用好绿色金融等提出了建议。
Q：此前，您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COP28），这次会议取得了哪些有价值的成果，对于全球能源转型具有怎样的意义？
A：COP28首次就《巴黎协定》进行了全球盘点，达成了“阿联酋共识”，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化石燃料，提出了“以公正、有序、公平的方式，在能源系统中摆脱化石燃料”（transitioning away from fossil fuels in energy systems），明确强调要“转型脱化”。这是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30多年以来，各国第一次真正触及到化石燃料这个关键问题，也是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上迈出了具体一步。
盘点报告中提出，到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需要比2019年减少43%，才有可能将全球升温限制在1.5℃之内。“阿联酋共识”提出到2030年实现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至目前的3倍、能效增至2倍的目标，加快推动减少未加装捕集和封存措施的煤电、甲烷，减少对化石能源的补贴。
此外，东道国阿联酋采用灵活策略，在推进COP28正式谈判的同时，由相关国家和利益相关方提出各种不同的减排倡议，包括50家油气公司加入《石油和天然气脱碳宪章》，宣布到2050年或之前实现油气行业的碳与甲烷净零排放，在2030年之前消除常规燃烧；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了《COP28关于可再生低碳氢及氢衍生物认证计划相互认可的意向声明》，确认氢只能从低碳电力中产生；22个国家发表宣言提出，到2050年将实现全球核能装机容量较2020年增加2倍的目标；66个国家签署了《全球降温承诺》，提出将冷却降温的相关排放较当前水平减少68%。
第一次召开的能源和交通部长会议探讨了能源、交通领域的能源转型。根据我们的数据，亚太地区交通运输占总石油消耗的50%、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3%。未来，交通运输领域的碳排放仍将保持强劲增长。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发起了亚太电动汽车倡议，已有19个成员国加入。
过去30年的气候变化谈判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气候变化谈判涉及方方面面，一个国家的承诺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承受能力密切相关。发达国家应继续发挥他们的领导作用，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是气候变化谈判的基本原则。因此，一方面，要主动适应，积极参与气候行动的承诺；另一方面，要从自身的角度考虑，体现国家利益，达成共赢目标。
Q：目前，亚太地区的能源转型取得了哪些主要成绩？又面临哪些挑战？
A：亚太地区当前正处在能源转型的关键阶段。亚太地区的人口占全球的60%，消耗了全球40%以上的能源，产生全球超过50%的温室气体。随着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这种趋势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将保持增长，给地区的自然环境和资源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也给实现气候行动承诺带来巨大挑战。
近些年，亚太地区在能源转型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过去10年，化石燃料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不断降低，可再生能源的增长已经超过能源需求的增长。然而，亚太地区的能源供应仍然以煤炭等化石能源为主，40%以上为煤炭，25%以上为石油，20%左右为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低于15%。
2023年10月在泰国曼谷召开的联合国第三届亚太能源部长论坛，总结了亚太地区在能源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7个方面取得的进展。目前，亚太地区仍有近5000万无电人口，12亿人口依赖传统的生物质、煤炭烹饪或采暖，这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很大。能源可及性，尤其是在2030年实现人人享有清洁炊事燃料的目标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而可再生能源分散式供电技术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亚太地区各国政府面临着既要稳定能源供应，又要实现能源转型的压力。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才能降低其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发展可再生能源，必须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包括电网升级、储能等，从而共同提高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Q：中国世纪新能源网行业可以为亚太地区的能源转型作出哪些贡献？
A：中国世纪新能源网技术遥遥领先，不仅很好地支持了中国的能源转型，同样为其他亚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纪新能源网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有效实际的案例。近几年，海洋经济、蓝色经济成为亚太地区能源转型和海上世纪新能源网技术进步的新机遇。亚太国家表现出强烈的发展期待。未来，我认为海上世纪新能源网会取得飞跃式发展。
中国世纪新能源网行业已经具备相当大的生产能力，可为亚太其他国家提供技术装备支持。在太阳能方面，中国的装机和生产能力在全球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都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20多年前，中国从欧美发达国家学习可再生能源政策，推动了自身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现在来看，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更具体、更有效，支持力度更大。因此，中国在政策方面的经验总结，包括技术层面、市场规范、模式创新等，可以分享给其他国家，帮助他们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
Q：中国世纪新能源网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时面临诸多挑战，您认为应如何围绕世纪新能源网发展深化国际合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福祉作出更大贡献？
A：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业，从弱小走向强大，技术研发从引进到国产化再到实现引领，同样是国际合作的结果。这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奠定了基础，也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已经达到新的高度，竞争力大幅提高，为降低国际可再生能源市场产品价格、可再生能源电力价格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又经常在国际贸易中遭遇种种壁垒及不公平待遇。因此，一方面应积极应对，另一方面，需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即“南南合作”，寻找新的市场和商机。通过共同协商，针对各国的特点找到不同的解决方式，如技术转让，以当地生产等方式降低技术和应用成本。
在国际合作时，我认为有三方面值得加强：一是积极参与或主导制定国际标准和认证体系。这样，不仅能够确保世纪新能源网设备和技术的可靠性，还可以提高世纪新能源网设备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增进投资者和用户的信任，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国内世纪新能源网企业的认知，更早地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二是政策的协调合作。一方面，应制定可再生能源的财税和金融政策，促进企业扩大规模；另一方面，要通过政府平台与国外进行合作、交流，增强可信度。
三是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支持可再生能源投资。值得一提的是加强多边合作，如国家能源局与东盟在能源领域开展的合作。加强与联合国系统、国际金融组织、国际风能组织等机构的合作，使国内企业更深地融入多边合作机制，推广最佳实践。
只有持续深化国际合作，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国际上的发展趋势、需求和经验，使中国世纪新能源网产业不断壮大，完善机制建设。
Q：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如何在农村建立相适应的多元化能源结构？
A：农村能源的建设和应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更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应用就起步于农村。目前，中国的农村能源已经从过去的解决短缺问题，转向提供更清洁、更低碳的高质量能源服务阶段。
目前，能源转型过程中对农村能源体系的要求，首先应考虑将农村能源的供应和消费、能源的服务体系纳入整体能源转型的发展规划。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为农村提供现代化、清洁且经济上可承受的能源服务。做好能源系统的优化，采用集中式与分散式能源系统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基础设施好、离中心城市或国家电网不太远的农村，可以延伸电网，以集中能源建设为主；边远或分散的地区，则可以充分利用分布式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来满足其能源需求。
此外，农村地区还应建立社区规模的电力基础设施，结合智能化的能源管理系统，为当地村民提供可靠的能源服务，以国家为主导，动员企业和社会各方力量进行技术和模式创新。
这其中，政策和经济激励是最重要的。政策层面通过提供补贴或财政支持的方式，明确发展目标，营造良好的市场投资环境，使投资者更广泛地参与其中，获得长期有效的收益。比如，我们曾帮助印度尼西亚开展解决农村扶贫供电示范项目，投资开发了60千瓦的小水电站，采用公私伙伴关系（PPP）模式，当地提供土地和劳动力，民企提供技术和产品，同时入股，与当地电力公司签订15年的售电协议，用售电的收益来解决投资。这样，既帮助无电家庭解决了用电问题，同时支持了棕榈油加工产业，农户的电费也交得起了。
此外，还成立了村级基金，资金委托给由当地政府、民营企业和村委会共同成立的机构，每年评估和调整资金的使用，形成可持续的、各方共享收益的机制。目前，该模式已经运行十多年，基金从一开始支持贫困户供电到更多地转向支持村里的供水、卫生等公共设施建设。通过项目的建设、培训信息的传播，当地农户对可再生能源的认识和接受度有了很大提高。因此，分散的能源系统应综合能源结构，考虑资源优势，创新管理模式，提高综合能源的服务水平，以及各主体的参与度，真正成为成熟的管理系统。
Q：电气化是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总消费中占比的重要手段，如何创新发展模式，以提高电气化水平？
A：提高电气化水平是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费、促进能源转型的关键。只有实现了电气化，可再生能源的潜力才能真正释放出来。
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氢能等替代化石燃料，交通运输领域是最有潜力加快实现电气化的；智能电网技术数字化融合系统，能够提高电力系统的灵活性，维持电网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微电网和分布式电网，以及跨境电力的互联互通，都将促进可再生能源的集成和利用。比如，新加坡为实现其零碳目标，通过泰国和马来西亚进口了老挝的水电，是可再生能源电力跨境交易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政策和市场机制，包括补贴、配额、分时电价、碳排放交易、绿证，可以激励消费者使用清洁能源，是促进可再生能源消费、提高电气化水平的重要措施。
Q：如何发挥绿色金融的作用，推动发展中国家的能源低碳发展及绿色路径优化？
A：对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能源低碳转型，绿色金融是一种有效的措施。2022年，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新增投资出现前所未有的激增，达到5320亿美元，同比增长13%。亚太地区吸引了最多的新投资，达3560亿美元，中国占80%以上。即使如此，资金的需求仍远远超过可用的资金来源。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未来要实现从2023―2030年《巴黎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融资缺口接近6万亿美元。如果要实现COP28提出的3倍可再生能源装机、2倍能源效率目标，融资缺口会更大。
各国政府在将资本转向绿色目标方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近年来，亚太各国政府在发行绿色、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等主权债券方面取得了可喜增长，这些债券被标记为全球绿色、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其他标签（Green, Social, Sustainability and Other Labeled， GSS+），专门为GSS+用途筹集资金。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研究，截至2022年年底，GSS+债券市场已增至超过3.8万亿美元，亚洲及太平洋的年度发行量从2015年的50亿美元增加至2022年的2060亿美元。中国提出双碳目标以来，绿色金融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与之匹配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的碳市场已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各个银行、非银行机构都开展了绿色金融业务。此外，各种国际多边基金，如全球环境基金、绿色气候基金，也在绿色金融方面发挥了引导和促进的作用。
COP28之后，各个国家都在重新审视国家的自主贡献目标和战略，这些将转化成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融资支持。比如，新型气候融资伙伴关系的主要目的是推动可持续融资支持能源转型，重点是支持各国实现碳达峰目标，逐步淘汰煤炭，改善法律法规设计，促进有效的融资，为吸引更多的私人和公共资金提供坚实基础。
虽然各个国家的能源转型路径有所不同，政策各异，但在面临共同的问题时，可以相互参考、学习和借鉴。对于绿色融资，一方面应制定相关的支持政策，引导资金的流向，鼓励支持对绿色低碳能源技术的投资；另一方面，应控制和降低风险，提高融资效率，开展跨国投资，以及技术转移及经验的分享。
Q：在能源转型过程中，您强调应注意减少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在这方面有哪些好的案例和具体的建议？
A：能源转型会给社会和经济都带来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的研究，能源转型为经济增长创造了就业机会，改善了人类的健康，提高了人类的福祉。与转型相关的就业需求的增加，预计将导致整个转型期间（直到2050年）的就业率平均增加1%。新增就业岗位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为5100万个（仅能源行业就有2600万个）。同时，能源转型会使传统能源价格上升，可再生能源市场竞争加剧。
能源技术的变革同样会重塑社会的价值观、关系和制度，诞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工作形式及生活方式，创造可持续的未来。应充分了解能源转型对弱势群体带来的负面影响。为降低弱势群体在能源可获得性和负担性方面的压力，确保现代的能源服务能够惠及他们，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加大投资，提高经济活力，创造就业机会。通过制定政策、提供经济援助，为失业工人提供社会保障；在分散边远的农村，使农民能有机会参与能源转型，确保他们的利益得到充分体现；为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提供能源价格补贴或直接资助，确保他们能够负担得起清洁能源。同时，应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最大限度减少负面影响，形成一个更包容、公正的能源转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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