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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法》第二十五条则为“供电企业在批准的供电营业区内向用户供电。供电营业区的划分，应当考虑电网的结构和供电合理性等因素。一个供电营业区内只设立一个供电营业机构”。对此，褚君浩认为，国家应鼓励具有合法资格的投资者投资分布式发电，提供发供用一体化服务。分布式发电项目所发电量就地使用为主，余量并入电网。 “当然，需要制定规范，简化过程，降低费用，同时强化接入设备的质量标准，特别是逆变器，以保证电网质量。”褚君浩表示，此基础上统一归口，做到只要符合安装小型电站要求就可备案安装。此外，应该确定50kW以下的小型光伏发电系统的富余电力购买方案。
贸易壁垒或成转型新契机
褚君浩再次强调，欧美国家的贸易壁垒只是我国光伏产业困境的诱因，我国光伏产业面临的根本问题，是自身的结构性产能过剩。褚君浩说，我国现有１００多个城市建设了光伏产业基地，多晶硅产量世界第一；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光伏企业严重依赖国外市场，九成以上的产品靠国际市场销售，国内应用不足３％，自身消化能力薄弱。因此，当欧债危机导致国际太阳能市场萎缩，欧美国家纷纷祭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阻止中国光伏产品外销时，中国光伏产业的虚假繁荣泡沫也随之破灭。
褚君浩表示，我国的光伏产业目前主要集中在低水平的加工领域，重要设备和原材料都来自海外。通过此次美国和欧盟的“双反”调查，中国光伏企业必须意识到，只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产业才会进入良性发展，才能真正在国际市场掌握话语权。
“现在的困难只是暂时现象，从总体来看，太阳能产业的发展前景依然广阔。”褚君浩认为，阵痛过后，中国的光伏企业更应夯实内功，实现产业优化升级。除了稳固在晶硅电池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还要积极开拓薄膜电池、新概念电池等高性价比的高端光电池市场。此外，要通过技术改革降低太阳能电池的发电成本，发展太阳能电池的多元化应用，将发展中心移至国内市场。
“此次光伏产业危机虽然主要影响东部沿海地区，但对正在谋求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中原经济区也有重要警示意义。政府要有规划、有选择地承接项目，结合自身特色发展产业链，决不能重走东部地区的老路，在低水平层面盲目重复建设。”褚君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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